下水道艺术中的流动美：污水排放的独特艺术表达

一个炎热的下午，在纽约皇后区，我一生中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阻止了川流不息的车流。当然我是有帮手的：6个年轻壮实的小伙子和纽约市环保局的4辆大卡车。这些人的任务就是领我去看一个调节型的下水道。我的这次请求经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得到批准。我最初接触的是纽约市环保局新闻办公室的一位可怕的女士。她声明说，我根本不可能进入纽约市的下水道里，还对我说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打电话提出过这个要求？但是我可以不去理这个女人。最后我的电话打到了副局长道格拉斯·格里利的办公室。这是一位和蔼的、管着一大摊子事情的人，因为他负责纽约市的14个污水处理厂（而伦敦却只有3个污水处理厂）。

 

当我从伦敦打电话请求他替我做这一安排时，他很乐意帮忙却又充满了忧虑。“你得进行好几个小时的封闭训练。然后你还需要弄一个安全通行证。”然后他说了句“9·11！”接着似乎不需要再说什么了。预防措施可以理解，但也许是过于担心了：恐怖分子通常都是计划对饮用水源进行袭击，但是不会针对污水处理设备（当我去华盛顿特区一个污水处理厂参观一辆轨道式卡车时，这两卡车最近还在将液体氯化物运送到河流里去净化河水，工厂的一位雇员对我说：“我们在那儿真的躲过了一颗子弹。任何恐怖分子都可能把这些卡车炸掉而夺走一万人的生命。幸运的是，恐怖分子都很愚蠢”）。下水道从来都事关安全问题：列昂·托洛茨基命令认真检查莫斯科的下水道以防恐怖分子的恶意破坏。伦敦最敏感的下水道（罗布·史密斯拒绝在地图上指给我看，但是那里肯定有一条下水道穿过白金汉宫的地下）都有传感器，警察局会随时知道里面的情况，因此，在下面干活儿而又没有通知控制中心的冲水工很有可能会发现迎面有几支枪筒正对着他们。

 

最后，检查算是通过了，我在伦敦下水道里的经历就算是封闭式训练了。格里利把我介绍给了一位“快乐的爱尔兰人，他会照顾你的”。这位快乐的爱尔兰人负责北区收集站，这个工作听起来很乏味但却十分重要，其重要性就是该站负责让泵站和潮水门运转起来。当重力不够或者重力所引的方向不对时，泵站就将水流抽上来。潮水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下水道（当时只是些木质的管道）从远洋货轮停泊的码头下面穿过的时期。格里利告诉我，几十年来人们已经接受了潮水门的排放物，“直到后来乘客下船时发现这种味道太难闻了。人们来到沙滩却发现到处都是类似于黑色蛋黄酱的东西，那简直如同恐怖展览”。

 

格里利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了关于水和卫生设备方面的书籍，墙上还挂着一块木质管道的原型，那是对纽约污水处理历史的有趣的见证，东西很干净但是样子却显得脏兮兮的。他谈起历史来可以几个小时不停歇。他解释说，纽约下水道的建设要慢于伦敦而且没有整体规划。在19世纪，纽约的5个区每个区都有自治权和自己的首席官。每个首席官觉得有必要时才去管一管下水道工程的建设。这种工程并不紧迫。纽约并没有伦敦的“恶臭”需要他们去操心。饮用水则是另一回事儿了。“当时他们在想，我们要建设的工程那得是百年大计，这种思想融入了早期的建筑、水库和引水渠的建设中。所以饮水工程可以使用很久。这都是经济因素造成的。而我们的下水道系统呢？‘能做啥样就做啥样吧。’”

曼哈顿岛上的布鲁克林区的下水道规划得非常合理，这要归功于当时的一个污水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派人去欧洲考察了汉堡（建设现代下水道的第一个欧洲城市）和伦敦。皇后区、斯塔藤岛和布朗克斯区的情况则不是很好。“从前这些地方都是农田。等到后来开发时，城市建设又跟不上步伐了。当时人们总是认为城市有能力跟上这个节奏，但是60年前可不是这样。”格里利说，他所管辖的下水道状况十分良好，因为他们定期用水泥去加固，这种做法可以防止损坏。这并不是说环保局不需要更多的资金来为工程做更现代化的维修。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每隔几年都为全国的基础设施评定级别。2000年，污水基础设施所获得的级别是D。到2005年评定时，所获得的级别是D减。2000年，美国环保署估算，全国有1/4的下水管道状况糟糕或者十分糟糕。到2020年，50%的排污管道将濒临坍塌和危险境地。